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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CSS 199】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广告语中的声称(一)

作者:Frank Qiu
07月01日 | CLECSS
作者:Frank Qiu 邱旭,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律硕士,中国律师,多年中国律师事务所经验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消费品行业跨国公司法务经验上周六参加了CLECSS上海“分舵主”JZ兄组织的、Richard和Aaron主讲的《生命科学产业与热点---法律人的机遇与挑战》的讲座,听到了生命科学产业和相关法律业务方面的不少知识,很充实。笔者虽对生命科学产业整体知之甚少,但因所在行业是快速消费品行业,行业涉及化妆品、食品等产品,也可算勉强与生命科学产业有一些交集。今天想简要谈谈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广告语中的声称。快速消费品行业中广告的重要性快速消费品行业,产品与消费者的生活密切相关,品牌对消费者很重要,往往是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的核心因素之一。提高品牌在消费者眼中的识别度,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赖甚至依赖,是各大快速消费品企业的目标。在快速消费品企业中,市场部的地位往往极高。市场部的两大工作内容,一是品牌建立(Brand Development),二是品牌维护(Brand Building),通俗一点,一个负责“生孩子”,一个负责“养孩子”,都很重要。不过,从打开和占领市场的角度来说,品牌维护可能更关键一些,而做广告可以说是品牌维护最主要的手段。广告做得好,品牌的识别度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强烈,直接会反映在产品销量上。例如,笔者曾长期喝农夫山泉,是因为“农夫山泉有点甜”;曾长期使用巴黎欧莱雅的护肤产品,则是因为吴彦祖的衬衫西装很帅(此处只是举个例子,并非打广告)。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广告语中的声称(Claim)——主要类型和法律准则广告形式很多,有电视广告、电台广告、网络广告、户外广告、车身广告、卖场广告、包装上的“广告”、公司内部“广告”,等等(以上并非专业和周严的分类,笔者只是罗列了广告语可能出现的地方),但都离不开广告语或广告片。广告语或广告片直接面对消费者、被消费者识别、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往往是工商局查广告的焦点。而广告语中声称(Claim)则往往是工商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以下简要介绍快速消费品行业在广告语中常用的声称(Claim)及其法律准则。(一) 绝对化声称(Absolute Claim)。法律准则:不可以用。绝对化声称,是对产品的绝对化描述、断言或保证,包括对产品的功能、质量、销量、知名度等的绝对化声称,都不可以用。《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如果使用,被查处和挑战的风险是极高的。2014年8月发布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在上述规定的最后加上了“但是依法取得的除外”,但这个口子应该不会开得很大。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例外:一,如果是声称产品在本公司范围内为最佳,则通常不会有问题,例如,声称产品为“巴黎欧莱雅第一品牌”;二,如果是声称产品正处于追求最佳的过程中,则通常不会问题,例如,声称产品“追求极致安全”(我追求总可以的)。此外,还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情况,例如,给某洗护品牌冠以“国际级调香大师”的称号,此处的“国际级”是否被认为是绝对化声称,是否会被查处,往往视乎工商局(因时、因地、捉摸不定)的态度。(二)比较化声称(Comparative Claim)法律准则:可以用,但有严格限制。市场部想不到特别好的广告语时,往往想到去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产品一经比较,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一个直观的优劣判断。比较化声称,是通过与竞争对手的比较,强调自己产品(或服务)的优点。然而在广告中比较竞争对手的产品,可能会构成诽谤或不正当竞争,为此,很多国家已出台具体的有关比较广告的法律,中国尚未出台。中国法律是否完全没有涉及比较广告呢?有涉及。《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公告,间接涉及了比较广告。以下快速罗列这些规定:《广告法》的规定有,“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在广告活动中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有,“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有,“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1)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的;(2)……;(3)……”上述规定均没有禁止比较广告和比较化声称,而是对之提出了限制,这些限制虽很严格,但很粗线条,比较难以操作。实践中,工商局和法院已经处罚了很多使用了比较化声称的广告(其中一些是虚假广告),针对竞争对手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律师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允许有比较广告,但从实践来看这类广告将不被允许投放至公众领域。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使用比较化声称属于高风险。实践中需要注意,即使你的广告在作比较时没有指名道姓地针对某个竞争对手,但只要工商局认为,消费者很容易就会想到你是在和某一个(群)竞争对手比较的话,这种比较仍然会不被允许。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有没有其他方案呢?有。比较常见的方案是,经营者不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比较,而是宽泛地与其他产品或物品比较。例如,将某沐浴乳产品与牛奶比较,声称“比牛奶更滋润”;再例如,将某净水器产品与开水比较,声称“比开水更安全”。采用这种比较化声称,通常可避免触犯上述关于比较广告的规定,被查处和挑战的风险通常较低;但不排除工商局仍然要求经营者提供支持文件以证明广告所声称的产品功能的可能。(三)功能性声称(Functional Claim)法律准则:可以用,但有严格限制。《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中对商品的性能、产地、用途、质量、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或者对服务的内容、形式、质量、价格、允诺有表示的,应当清楚、明白。”关于功能性声称,大的原则就是“清楚明白”。但工商局在执法过程中,对“清楚明白”的解释空间很大、定标准的尺度很宽。现在工商局定的标准往往很严,绝不仅仅是要求广告语的字面含义清楚明白,而是要求经营者必须能够“清楚明白”地解释为什么产品确实具有广告语所声称的功能。这听起来不难,但有时候很要命。例如,某洗护产品声称能够“8倍有效对抗更强变异细菌”,按照现时工商局的标准,经营者可能需要证明:为什么能够8倍对抗、为什么能够对抗更强细菌、为什么能够对抗变异细菌、为什么说现在的细菌是更强的变异的。为此,可能需要提供大量的支持文件来证明,包括实验室数据和图表、第三方检测报告、甚至专家的学术文章等等,工作量可能极大。特别认真的工商局,甚至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的所谓8倍,是指产品能够杀灭8倍数量的细菌,还是指产品对消费者的实际防护效果是8倍?!笔者认为,如果缺乏相关支持文件,使用功能性声称可以达到中等风险。另,《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有关食品广告特别是保健食品广告的声称,笔者经验有限,可请Richard兄指点。结语考虑到篇幅,笔者想在下期的《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广告语中的声称(二)》中,再继续讨论数字化声称(Numerical Claim)、情感化声称(Emotional Claim)和一些特殊情况的声称。以上已经讨论的部分,如有谬误,还请Richard兄、Aaron兄以及其他诸位资深律师和法务不吝斧正!

【CLECSS 185】实践中做反垄断申报的注意点(从跨国公司法务的角度)

作者:Frank Qiu
07月01日 | CLECSS
作者:Frank Qiu 邱旭,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律硕士,中国律师,多年中国律师事务所经验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消费品行业跨国公司法务经验笔者今天想分享一下做反垄断申报(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少许感受,主要是从跨国公司法务的角度,由于经验并不多,希望各位批评指正。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案件数量在增加从2013年开始,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的数量增加得比较快。这从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公布的各年各季度批准的案件数量可以看出来。2008年8月到2012年9月,商务部无条件批准的案件共458个,算下来平均每季度约27个,而从2012年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平均每季度约54个,数字翻了一番。近几年,在《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的基础上,一系列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配套规定陆续出台,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这样使得市场上的经营者集中项目的申报就有法可依(再不申报就没道理,可能商务部也加大了查处力度,不知道),于是申报案件的数量多起来。这些配套规定主要有:《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2009-2012);《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关于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关于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申报的指导意见(试行)》(2014)。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标准、程序、时限、不申报的后果关于这部分内容,法律规定得比较清楚,相信大多数律师都比较熟悉、甚至已经做过很多案子,笔者不作展开。经营者集中申报,具体做什么从法务的角度,笔者把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具体工作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主要是让公司内部非法务部门的人快速、清楚地了解申报工作是什么,以便请他们配合法务部门(通过外部律师)做好申报:(一)填表。需要填写一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申报表共计有19个填写项目,其中有必填项目和非必填项目。对于绝大多数项目,申报表都后附了填写说明,鉴于申报表中的不少项目专业性较强,一般建议应仔细阅读后再填表。申报表的大多数项目应填在表中;表中标注为“见附件”的(如,申报人及其关联公司的批准证书、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明、公证认证文件等),建议做成附件;申报人如果认为需要提供申报表没有提及的其他文件,来对申报表中的某些项目进行补充说明的,可以提供补充文件,这些补充文件也建议统一做成附件。填妥的申报表需要有申报人的盖章和签字;如果是委托外部律师申报的,申报表可由律师事务所盖章,申报人并应提供盖章的委托书。(二)申报。填妥的申报表需要报送到商务部。目前实践中是网上、纸质版都要报。网上报,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客户端,可以在商务部网站上查到,最新的版本是2014年9月1日更新的。纸质版,需要亲自报送到北京的商务部反垄断局办公室。申报文件被收进去后,当天反垄断局就会出一份受理单,叫《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申办事项受理单》,上面主要会记载受理日期、受理人、受理单号、查询密码和查询网站(可以查案子的状态)、所收文件清单,这个单子相当于文件收据,需要保留好。(三)等候和回答补充问题(如有)。接下来就是等。商务部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给出结论,批还是不批,对于申报人来说,就是我这个经营者集中是能实施还是不能实施。如果商务部对报送的申报表还有疑问,会发一份补充问题清单,要求申报人回答。补充问题一般不会太多,会比较集中,问的都是商务部针对这个案件最关注的问题。商务部一般给8到10天的回答时间,应尽快按期回答,实践中如果超过一两天问题也不太大。商务部完全有可能针对申报人的回答继续提问,补充问题可能有几轮,这很正常,视乎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具体情况。所以第一轮补充问题就要认真对待,这些回答应该是经营者集中能否被顺利批准的关键。对于补充问题也不需要太害怕,针对商务部的提问回答到点子上就可以,商务部清楚了,就不会再问。经营者集中申报,在做的时候具体注意些什么以下事项,对于没有做过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公司来说应予注意,法务部门和外部律师应予指导和提示:(1) 最新的申报表是2012年更新的版本,不能用错。(2) 申报表中的部分项目,答案可能不容易确定。例如,第17项(交易是否需要在其他国家/地区申报),答案在进一步调查确认前可能不知道,而调查确认可能需要费一点时间。这时,首先建议调查确认后再填,如果因故无法调查而一定要先填报,可以考虑填写“否”(只有 “是” 和 “否” 两个选项)。(3) 申报表中的项目,通常以第7项(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第8项(相关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结构)、第9项(市场进入)最难填写。填写这几项内容,不仅需要了解申报项目所在行业的基本知识,可能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市场知识,光依靠律师就不一定能够搞定,而往往需要借助公司销售部、采购部、市场部等的力量来完成。这时候,建议由法务牵头组织项目小团队,调动公司各相关部门和外部律师的力量一齐完成填写,开几次会议往往是有必要的。有时候,为搜集相关信息(如,相关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相关信息),公司相关部门可能还需要使用它的外部机构(第三方调查机构、行业协会等)提供帮助。(4) 对于申报人来说,申报表中部分填写项目的答案可能属于商业机密,为此,申报人需要确保这部分内容能够真正保密。一般建议,为申报表各填写项目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除向法务、外部律师和公司相关部门的人员披露外,不应再作扩散。需要注意保密的填写项目通常包括:第7.3项下的“集中各方及主要竞争者市场份额”、“具体分析”,第7.4项下的主要竞争者相关信息,第8.1项下的“集中各方在每一相关市场的主要供应商”,第8.2项下的“集中各方在每一相关市场的主要客户”,第9.3项下的“进入的总成本”,等。(5) 需注意,拿到受理单(上文提到)不代表案件已在商务部正式立案,只代表商务部收到了申报资料。商务部通常在发出受理单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一份《立案通知》,正式立案应以这份《立案通知》为准。商务部如果有补充问题清单,会在受理单和《立案通知》之间的这段时间进行,因为补充问题的数量、轮次不好说,这段时间会间隔多长也就比较难说。这也就是说,《反垄断法》规定的初步审查三十天、进一步审查九十天的时限,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一定是三十天或九十天,很有可能被拉长(当然,也不排除简单的案件,用不到三十天或九十天)。(6) 关于初步审查和进一步审查,笔者认为,是法律赋予了商务部针对不同案件采取不同审慎标准的权力。至于哪类案件初步审查就足够,哪类案件需要进一步审查,笔者不清楚,希望资深律师给予指点。但笔者听说到一个情况,由于商务部反垄断局目前实际审案人手不充足,而申报案件又比较多,因为做不完,有时会让部分案件进入进一步审查(如果是这个理由,难以让人接受)。(7) 在正式申报前,申报人可以与商务部反垄断局(商谈处)进行约谈。所谓约谈,主要是申报人与商务部就申报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沟通,可以是申报人认为关键的问题,也可以是商务部认为关键的问题,约谈可能解决这些关键问题(解除商务部的疑问),从而使得正式申报后的审查时间变短。但这并不一定。考虑到约谈所花的时间不计算在前述三十天或九十天之内,申报人需要自己考虑是否进行约谈。笔者的理解是,除非案件真的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例如集中确实存在限制或排除竞争的效果的,或者集中所涉及的相关市场分析、供需结构等(申报表第7项至第9项)较难解释清楚的,约谈的必要性不是特别大。(8) 另需注意,实践中,商务部下面的省级商务厅有时也会要求看一下申报内容。这通常发生在经营者集中的项目本身需要由该省级商务厅或其下属商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对于这种要求,一般建议应配合,但申报人应清楚,商务部下属商务部门的意见并非是对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官方意见,官方意见只能是以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意见为准。结语笔者注意到,跨国公司因为对合规要求比较高,对于经营者集中申报往往比较重视,一旦有并购或是新设JV的项目,一般都是严格按照申报标准和规定比较主动地申报。应该说法务的工作在宏观上比较容易得到支持。但微观上,针对一些难度较高的申报项目的填写,收集信息往往比较费力,加上一些专业术语和问题需要转化成公司相关部门能理解的内容,比较费时。跨国公司的经营者集中项目,往往对时间节点的要求比较高,一环一环都定好时间,法律手续如果延迟了,对整个项目特别是正式经营的节点会有影响,十分希望外部律师可以提供更快捷、高效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法律服务,同时把握法律新动向(例如,简易案件申报程序),为跨国公司的项目节省更多时间!

【CLECSS 182】甲方挑选乙方律师

作者:CLECSS
07月01日 | CLECSS
作者:Simon Mui 梅品和,CLECSS创办人,CBLA旅美中国律师协会理事,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管理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纽约/英国/香港律师,多年国际律师事务所经验早前【CLECSS 法律Career #165】《乙方转甲方后的生活》很受欢迎,引起了“甲方”和“乙方”的讨论,今天讨论一下《甲方挑选乙方律师》的准则。自从商学院管理硕士毕业后,认识了很多甲方的朋友。大家聊了很多跟乙方律师合作的各种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专业标准专业水平是甲方挑选乙方律师最主要的考虑因素。甲方一般不会有太多时间找太多乙方律师做挑选,一般找两至三个律所拿 Fee Quote。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你找Candidates 做面试一样,找过来面试的已经做了初步Screening。这个初步的挑选,一般看律所行内整体声誉如何,做了多少项目。这两三个律所一般都能列出很长的Deal List (项目清单),但最后真的能分出高低的,其实是行业经验。例如那几个乙方律师都做过很多上市收购项目,但是如果拟上市公司是互联网公司,甲方会具体问你互联网公司的经验,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法规和业务。乙方律师要充分了解公司的运作,例如写MD&A时一些行业财务上的理解,或判断“Material”(是否重大)时,你对行业业务的理解都非常重要。(二)收费考虑一般而言,收费不是甲方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只要事情做得好就可以。比如说要做个几亿元的融资,客户一般不会太介意律师费是100万还是120万,反正就是从那几亿元里扣掉。最重要是那个融资最后是否成功,乙方律师收费再低,但把融资做砸了,最后公司一份钱也收不到,就是50万元也不愿意给。当然如果有两个实力条件相当的乙方律师供甲方律师选择,那当然会挑选个价钱较为合理的。另外,也要注意有时候,如果甲方挑了一个便宜的乙方律师,但最后乙方律师专业水平不行,给错法律意见,或做漏事情,最后可能得不偿失。例如如果乙方律师给错了一个法律意见,导致甲方受到起诉,而要赔偿一大笔钱,最后反而得不偿失。(三)服务态度有些很牛的乙方律师,工作水平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太忙。平时不一定有太多时间放在某一甲方身上。每次甲方找乙方律师都找不到,总在开会或电话占线。那时候可能专业水平再好也没用,因为他们不能准时交出文件,或回答你的问题。其实考虑找一些专业水平相若,但牌子小一点的律所,对于一些比较标准的文件,他们也能交出差不多水平的文件,但是一般他们的ClientCare 更好,跟重视跟某一甲方的关系,更能快捷回复甲方发问的问题。结语在这法律森林里,甲方和乙方一直共存,今天你是乙方,明天你可能是甲方。所以甲方和乙方大家都在互相尊重的环境下成长。由于很多甲方都是乙方出身的,所以很多时候乙方律师做的事情甲方都能体谅,只要乙方尽心尽意做好专业的工作,甲方一般都能appreciate的。祝CLECSS 的甲方朋友都能找到好的乙方律师,乙方律师都能找到好的甲方客户,大家在专业上一起成长,业务上一起做起来!

【CLECSS 175】跨国公司法务如何与business partners有效沟通(一)

作者:Frank Qiu
07月01日 | CLECSS
周末CLECSS 粤港朋友都在香港大帽山度假营Retreat!感谢邱律师投稿,让我今天不用早起写文章。今天邱律师的文章是《跨国公司法务如何与business partners有效沟通(一)》,里面分享了很多跨国公司法务的沟通技巧,值得阅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Frank Qiu 邱旭,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律硕士,中国律师,多年中国律师事务所经验和汽车零部件行业、消费品行业跨国公司法务经验之前梅总写过不少文章,介绍了从律师转型做法务所需的转变调整、律师法务工作生活节奏的不同、合格法务的素质要求、甲方乙方的不同,等等,笔者从中受益匪浅。今天,笔者从一名经历过两个不同行业的法务的角度,谈谈法务在跨国公司中如何与business partners有效地沟通(包括口头和书面)。法务在跨国公司中遇到的各类business partners在律师事务所,上班时和同所律师讨论法律问题,谈判时和对手律师辩论、较劲、挑漏洞,做项目、做独立调查、写文件时多和政府部门官员打交道,接触的人通常专业比较单一,时间长了,形成一种比较鲜明的律师的沟通方式,主要是说话比较喜欢归纳,也不太喜欢打开话匣子。即使是与客户开会、电话会、交流,更多也是以一个专业知识提供者的角色出现,通常较少花大量时间与客户聊其他话题(客户要付钱的嘛)。到了跨国公司,基本面是人员多、部门多、汇报线多(有时搞不清),遇到的同事(跨国公司喜欢叫business partners,狭义一点,则仅包括支持性部门的人)专业跨度大,性格和做事风格差异大。合规、质量、审计、财务部门的人,因其所做工作多带有风险控制的成分,与律师还比较相像。其他部门的人则可以说是千差万别。采购要求高、脾气急;销售表面随和、老于世故,说话只能听一半;销售代表(指分散于各地、分管区域市场的那种一线人员)想法直接、往往是结果导向型,英语能力较弱;做市场的则想法多变、思维活跃甚至跳跃,对待具体工作则比较偷懒;人事,沟通能力常常超过律师,很具亲和力,但常常听不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真正想问的问题。法务与business partners沟通时的注意点为此,对法务来说,与business partners沟通时需要因人而异,有时候真的需要看菜吃饭。否则,收集信息、获取确认、推进工作就不容易获得好的效果,情况严重的还会影响公司利益。加之律师虽性格各有不同,但相比其他专业的人,往往比较有自尊(也是自信的表现),有时还有点清高,这就更要求法务摆正位置,不能(单单)把自己视作一名专业知识提供者,更要把自己视作一名普通的跨国公司员工、其他部门同事的business partners,去和business partners们沟通,并且要更多地使用business partners的方式去沟通。大体上,笔者认为在与business partners进行沟通时可注意以下原则:(一) 接受咨询时,学会倾听,先听再说。来咨询的business partners千差万别,沟通能力高低不一,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法务可以把握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先听再说。business partners说完后,即使已经听明白了,也可以多问几句“还有吗?”、“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一方面是对business partners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是保护法务自己。笔者曾在下班前的一刻遇一位销售A来访,A是从外地来上海出差,之前不认识,A诚惶诚恐、略带哭腔地说,她所在的销售团队中某位销售B与客户采购有XXXX的不正常交流,对方采购也有YYYY的不正常表现,A担心B触犯公司合规政策,但作为团队成员,A既不便向B指出,又不敢向A和B的共同上司报告,所以来问法务。笔者听出,A实际上非常担心自己也触犯了公司合规政策(不然为什么A不敢报告上司?),于是追问了A很多问题,并要求A提供其所掌握的B与客户采购的相关邮件(A起初不愿意,最后逼A发出邮件),最后将A引至合规部作进一步咨询(笔者公司的法务、合规分开)。象这种情况,法务需要先听仔细了再给意见,如果不确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完整、真实的信息,就不能轻易给意见;如果事情涉及其他相关部门,还必须及时请这些部门介入。(二) 给出意见时,因人而异,注重实效。法务给business partners出意见,由于给出的是法律意见,专业性强,就更需要把business partners 能够理解放在第一位。外部律师写法律意见,可以事实、法律、分析、结论分好几段,可以既用专业术语又给详细解释,这是因为客户付计时费用,不仅希望清楚知道问题答案,也要求回答漂亮、物有所值。法务面对business partners 则不同,通常让他知道答案即可,而且要用最明白的方式。可以注意到很多法务总监写邮件,一般只有二三行字,甚至一句话,能少说决不多说,就是这个道理(除非法务总监向其上级汇报事情)。在某些行业如零售业的公司,由于产品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business partners 的日常咨询数量庞大、频率很高,一个问题不会给法务很长时间考虑,这时候法务在保证回答方向准确的情况下,就必须简化回答内容,甚至点到即止。遇到英文不太好的business partners 如销售代表,写邮件就用中文,避免无谓花费双方时间。(三) 部门扯皮时,多做工作,决不越职。在跨国公司中,部门之间扯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特别是出现风险点的时候,法务部门常常被推到舞台中心,business partners 要求法务给出意见,甚至要求同时给出风险层级(low/ medium/ high),实际上就是准备在一旦风险变成现实损害时,可以拿出之前法务给的意见作为解释。这其实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法务作为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的部门,特别需要学会保护自己,如果缺乏经验,很容易被有经验的business partners 当枪使。例如,某劳动仲裁中,公司面临被裁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仲裁庭询问是否愿意调解,法务自然要询问人事经理的意见,有经验的人事经理会反过来让法务先给意见,而且理由还很充分,说因为法务(或外部律师)参加了开庭,最了解庭审情况,便于判断案件走向,所以要基于法务的意见才能决定是否接受调解,这时法务如何给意见就有讲究。又例如,某采购同时咨询法务和税务,说供应商的某笔供货原本是开增值税发票,这次准备开营业税发票,问行不行,然后税务说行,这时法务需要细心一点,一般法务都会想到营业税税率低于增值税税率,供应商存在逃税嫌疑,但因为逃税与公司没有关系(所以税务说行),既然税务说行,法务也应放行,而且本来这个问题就应由税务给意见,但仔细一想,供应商此举是否有意而为之,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的问题呢,这样一来,法务更好的回答就是尊重税务的意见(决不越职)、同时提示潜在的(接受)商业贿赂风险(多做工作)。当然,法务应严格做好本职工作,不该偷懒的不能偷懒。笔者曾知道有一位法务,偷懒到什么程度呢,他写一个简单的律师函,还要让business partners 把事实部分写好,他只写下面的法律部分。这样的做法,就是失职,这样的法务,得不到business partners的认可和尊重,也会被同行鄙视。(四) 作出决定时,多征求意见,要写邮件。所谓多征求意见,是当对business partners 咨询的问题不太有把握时,法务可以请相关部门也介入进来给出意见,例如,服务合同中知识产权权利分配的问题,请知识产权部门同事一齐给意见;销售合同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的问题,请财务部门、合规部门一齐给意见,具体情况可以自由掌握。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保护自己,更多也是为公司利益考虑。所谓要写邮件,是指对重要的、风险高的事情,给意见时要写邮件留底。笔者曾遇一位销售C,拿着一份合同的法务审批表,去申请另一份合同的盖章(笔者公司的盖章处要求每一份合同都必须有对应的法务审批表);又遇另一位销售D,明确告诉他合同某一条款务必要修改,他却不修改,让客户签完,在法务要求返回该合同的签署版本留底时,再想办法假造出一份修改过的合同来向法务交差(本事真大啊)。对于销售D的这种作派,如果法务曾写过邮件,明确告知过D必须修改合同条款以及具体修改方案,事后就不用担心担责的问题。(五) 日常交流中,真诚待人,多留心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跨国公司里面学历、素质、趣味高的大有人在,法务能够结交一些这样的business partners,对自己将来在公司的发展、或者离开公司之后的合作,往往都大有裨益。但既然是交朋友,朋友就有三教九流,除非是真的很了解,一般在日常交流中还是要留有心眼。笔者曾与一位女性人事经理E关系良好,平时也曾打打牌唱唱K,一日,E通过设例的方式来询问公司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的工资和经济补偿的支付,由于E就是在人事部门负责劳动关系的团队工作,笔者正常回答了问题,良久才回过神来,E实际上询问的是她自己的事情(法务是公司的法务,如果轻易解答涉及劳资关系的员工个人咨询,则有利益冲突的问题)。结语以上只是一些浅见。公司行业不同,对法务的沟通要求也有所不同;此外,与business partners 沟通和与公司高层沟通(部门总监、产品品类总监、副总裁、总裁等)也很不一样。而且,有效沟通只是法务在跨国公司中被认可的最基本的一步,一名法务要不断被认可,进而被信任,再到被依赖、被经常性地邀请参加到公司重要业务的决策之中去,相信需要做的还有更多。十分希望有机会与更多资深的律师和法务朋友从不同角度交流分享经验,共同取得事业的更大成功!

【CLECSS 168】中国大陆相关国际商业仲裁的观察(三)(从香港执业律师的角度看)

作者:CLECSS
07月01日 | CLECSS
【如果大家认同CLECSS “ ThinkBig; Do Big”的理念,请关注支持CLECSS微信公众号(点击上方蓝色字体“CLECSS”),转发给朋友,及在朋友圈分享,谢谢各位!】今天是英文阅读日。继【CLECSS法律#138】《中国大陆相关国际商业仲裁的观察(从香港执业律师的角度看)》(二),本周再度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Wang Haocheng的投稿。Haocheng访问了在香港和韩国工作的著名仲裁员Benjamin Hughes,关于对他对中国大陆相关国际商业仲裁的观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bservations from Hong Kong Practitioners on China-relat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ries) - An interview with Mr. Benjamin Hughes, independent arbitratorBenjamin Hughes and Wang Haocheng (Brad)BRAD: Hi, Ben. It is really good to see you here during the Hong Kong Arbitration Week. Speaking of which, it is truly a banquet for arbitration circle around Asia Pacific region, isn’t it?BEN:It really is. Hong Kong is really the center of the arbitration world this week. I have been especially pleased to see many arbitration practitioners from mainland China here this week.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ideas and experiences.BRAD: Indeed. We know CIETAC, together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host another series of events same time next year, to bridge different arbitration practices and cultures to Hong Kong. Now, may I move to the subject? Thank you for joining in our initiative. I know you Ben firstly as an arbitrator of CIETAC, and get to know you further through your speeches at various seminars in Asia and lectures on Asian comparative arbitr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I always ask an arbitrator is their likes and dislikes of the counsels, call it “lawyer mentality” if you like.BEN:Thanks for having me, it’s great to see CIETAC being so active in Hong Kong.Arbitrators like counsel who are polite, focused on the issues, and don’t waste time on unimportant issues or tactics intended to cause annoyance or delay.Every case is different. Some cases may require aggressive advocacy, while some require a lighter touch. However, it is never acceptable to be rude to opposing counsel or parties. It is important to be polite, even in the midst of heated disputes. In fact it is much more effective and devastating to politely destroy a witness in cross-examination than to be rude or abrasive. I appreciate counsel who can make their points forcefully and clearly, without crossing the line into personal attacks or impolite language.My favorite kind of advocate is the lawyer who can get directly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focus on the important factual or legal issues in dispute, and clearly lay out his or her client’s case for the tribunal. Spending time on extraneous issues only wastes time and undermines the counsel’s credibility.BRAD: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ose cases heard before CIETAC Hong Kong Arbitration Center, I found those gentlemen usually have maintained a rather good manner throughout the proceedings and stood in a position which is “hard on the case but soft on the people”.I would like to dig the question deeper, though - in oral hearings, sometimes we spot that some counsels are really “tactical” and they try to “massage” the proceeding in every possible way they can, but without pushing arbitrators too far. E.g., counsel may agree with the tribunal’s decisions on a, b, and c, in exchange for the approval of his own proposal on d. And occasionally the tribunal might let pass of that.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strategy similar to those kinds?BEN:Generally I would say that such tactics do not work. The tribunal is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negotiating with the parties. The tribunal’s job is to conduct the proceedings fairly, give the parties and full and equal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respective cases, and come to a decision on the merits as efficiently and fairly as possible.Attempts to be tactical or massage the proceedings by brown-nosing the tribunal are not only ineffective but potentially undermine the confidence of the tribunal in the credibility of counsel. Counsel should not try to play games with the tribunal or the proceedings. We are aware of what is going on, I assure you.BRAD: Noted. Move back to the arbitrators. In the Mainland, we have few fulltime arbitrators. In Hong Kong, there ar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independent arbitrators. But the figure is surely on the increase given that arbitrators are paid better (which I believe they should) than before and the caseload is going north in general. Ben, here comes my question, what qualities do you find integral in developing a fulltime arbitrator career, as I am sure a lot of practitioners are interested? For example: language skill, as you have mastered English and Korean, and I can understand every Putonghua you said.BEN:Well, thank you Brad. I am still working on my Chinese. I lived in Beijing for a while many years ago, but it was too short and it was a long time ago!It is of course wonderful if you can speak a few languages of the region in which you intend to practice, but I am not going to conduct arbitrations in Chinese or Korean language. I think the real advantage of speaking Chinese if you are a foreigner is that Chinese parties can trust that you have invested considerable time and effort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t you have Chinese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nd that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be fair to Chinese parties in an arbitration. Often it is necessary to appoint an arbitrator who is not a national of either party to the arbitration. In that case, the Chinese party needs to find someone who has some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business practices. The same is true of Korean parties. I’ve been appointed in several cases involving Chinese and/or Korean parties (sometime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I think my background has been somewhat helpful.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arbitrators in the region,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rbitrations happening in Asia. Why should Asian parties go all the way to London to arbitrate, when we can do it in Hong Kong? Also, the issue of conflic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f you are in a large law firm, you cannot accept many appointments as arbitrator due to conflicts on interest. This is one reason I decided to leave my firm. As arbitration develops more and more in China and the region, there will be a need for more arbitrators who understand the region and are fully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ies and their counsel.BRAD: I agree with you on both. Another observation here, to which I find correlated to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ndependent arbitrators: CIETAC will release its new Arbitration Rul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next year. The Hong Kong Chapter, which is incorporated in the revised Rules intended for cases administered by CIETAC Hong Kong Arbitration Center, sets new standard for fee arrangement for arbitrators. This will form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CIETAC’s previous approach and is considered mor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BEN:I think that is a reall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CIETAC should be congratulated for taking such a proactive step in a very competitive market like Hong Kong. I think this will provide an excellent alternative, especially for Chinese parties who are familiar with CIETAC procedures but need to agree to arbitrate outside of mainland China.BRAD: Let’s go to arbitrators in the Mainland. Ben, you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several cases at the Mainland whose tribunals are multi-international. What the strengths do you think the Mainland arbitrators carry? What'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style of practice and that of your Mainland counterparts in the same tribunal? How do you cope with those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when deliberating?BEN:Mainland arbitrators obviously have a special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 mainland China. In my experience they also tend to be more flexible than most arbitrators from other jurisdictions, particularly fromthe west. Flexibility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is important when dealing witharbitration cases in China, which often involve procedures unfamiliar to arbitrators practicing outside of China. I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my Chinese colleagues both as counsel and as arbitrator.I believe deliberations benefit from different styles and approaches, so I have not viewed the approach of my Chinese colleagues as a problem. There is a perception among some practitioners that Chinese arbitrators tend to be biased in favor of Chinese parties, but I have not found this to be the case in practice. The perspective they add to deliberations, particularly in helping the other arbitrators understand certain linguistic nuances and cultural or business practices, has been helpful in my view.BRAD: That is really good to hear, Ben. Now, shall we move from the tribunal to the venue? Why do you think Mainland counsels should be more confident to draft a contract in which it says Arbitration in a certain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for example, CIETAC Hong Kong Arbitration Center, HKIAC and ICC Asia Office?BEN:The ICC and HKIAC have long offered excellent arbitration services in Hong Kong. With the opening of CIETAC’s office in Hong Kong, Chinese parties now have the added comfort of being able to agree to the CIETAC Rules for arbitrations seated in Hong Kong.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oth for Chinese parties and for the Hong Kong arbitration market. Chinese parties are often more familiar with CIETAC’s rules and procedures, while foreign parties are sometimes reluctant to agree to arbitrate in mainland China. With CIETAC’s presence in China, both sides can confidently agree to CIETAC arbitration in Hong Kong, combining CIETAC’s vast experience in administering arbitrations in China with Hong Kong’s outstanding reputation as a fair and neutral sea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HKIAC and the ICC, the options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parties in Hong Kong are numerous and attractive.BRAD: What do you see as the key challenges/trend facing Mainland or Hong Kong arbitration then?BEN:I believe we will see more mainland Chinese arbitrations (i.e., between mainland Chinese entities, but may contain foreign related elements) taking place in Hong Kong, likely under the CIETAC rules. Hong Kong remains an excellent seat of arbitration, and awards from Hong Kong are respected around the world. Challenges will naturally arise. For example, the CIETAC rules were originally drafted for arbitrations taking place in mainland China only, and this is reflected in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rules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Chinese Law and court practices, but may not translate well in a Model Law jurisdiction like Hong Kong. But I believe these challenges will be met, the proper adjustments will be made, and CIETAC arbitration will thrive in Hong Kong.BRAD: Thank you Ben. We hope the new arbitration rules can ease such concern. But before we finish this interview, I am not going to miss this opportunity of asking you some about Korean related arbitration, which I know you are an expert of. Any observations from there you find particular interesting?BEN:Korea is another jurisdiction that is trying to attract more arbitrations as a seat. We have launched the Seoul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SIDRC) in central Seoul to provide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for arbitration hearings. Many international arbitral institutions have taken up space in the SIDRC, including the HKIAC, SIAC, ICC and the LCIA. I hope CIETAC will come to Seoul someday.The 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 (KCAB) is experiencing a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cases, both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he size of the disputes, and I am sitting in several KCAB cases now.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Chinese parties arbitrating under the KCAB rules, as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es to grow.I do not view all of these various arbitral institutions and jurisdictions as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but rather as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different options for the parties. That is why I am very pleased to see CIETAC offering the parties another excellent option for arbitration in Hong Kong.BRAD:Really good to know! Thank you very much Ben. See you at CIETAC Cup this year.BEN:Thank you Brad. Nice talking with you as always!

【CLECSS 165】乙方转甲方后的生活

作者:CLECSS
07月01日 | CLECSS
作者:Simon Mui梅品和,CLECSS创办人,CBLA旅美中国律师协会理事,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管理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纽约/英国/香港律师,多年国际律师事务所经验几天前的【CLECSS法律Career #160】《律师到法务的职业转换》很受欢迎。一般而言,专业服务提供方(例如律师等专业人士)称为乙方,客户(例如基金,公司法务)称为甲方。对于同级的人员而言,一般乙方的固定工资较高(但如果算上甲方的奖金,期权等,甲方不一定比乙方低)。甲方的工作小时一般比乙方短,所以很多在律所工作的乙方朋友考虑跳去甲方。正常的生活如果你在律所工作,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或甚至凌晨,每天回家都累坏。如果你因为年纪或家庭关系不能再熬夜,这时候可以考虑转甲方。以法务为例,很多时候6点到8点就能下班(下班前把要做的事情给乙方明确指示)。6点至8点刚好是吃饭时候,吃饭后去酒吧交际,或回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周末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一般也不看太多电邮。周末去锻炼身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生活会健康很多。当然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生活,有些事业具野心的人,会觉得这种生活没有充实感。与乙方之间的关系以前在乙方的你,在一些律师交际场合(例如在一个基金研讨会的Reception),拿出名片大家都是律师,大家多多少少觉得是竞争关系,好像大家在同一个Pool抢生意。但是当你转了甲方后(例如是一个基金的法务),你就会在律师圈很受欢迎。这个有点像磁石的道理,正极和负极相吸,但正极和正极,负极和负极相拒。从乙方跳甲方,其实也扩大的人脉圈。以往那些跟你竞争的同行,现在都变成你的朋友。不过要注意以上都是甲方好的一面。不过不要低估做甲方的压力。其实虽然甲方工作时间短(因为很多文件制作都外判出去),但是责任还是很重大的。有时候有些法律的判断或决定对公司可以影响很深。所以找一个好的外部律师很重要。另外就是甲方和乙方其实的技巧有所不同(甲方一般对法律功力的要求低一点,但对管理和统筹的能力要求高一点),很多时候从乙方转甲方后,不一定能轻易转回去乙方。结语甲方和乙方,是社会上两种不同但同样重要的岗位。没有哪个较好之说。选择甲方或乙方,很视乎自己的个人事业理想,追求哪种生活。祝各位CLECSS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无论在甲方或是乙方,都能快乐地生活和工作!

【CLECSS 138】中国大陆相关国际商业仲裁的观察(二)(从香港执业律师的角度看)

作者:CLECSS
06月30日 | CLECSS
继【CLECSS法律#94】《中国大陆相关国际商业仲裁的观察(从香港执业律师的角度看)》,今天再度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Wang Haocheng的投稿。Haocheng访问了鸿鹄律师事务所(Bird & Bird)合伙人Catherine Mun,关于对她对中国大陆相关国际商业仲裁的观察。王:早上好,Catherine。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的计划。我知道你一直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或当事人的仲裁代理人,特别是对那些与中国相关的案子。因此,很高兴能够听听你从仲裁员和律师的角度看与中国大陆相关的国际商事仲裁。让我开始问,仲裁员在国际商事仲裁环境下有没有一些明显和普遍的好恶?文:对于你的问题我有自己的观察,相信我将说的大体上会与仲裁员们产生共鸣。仲裁庭会希望案件能有效率地进行。但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支持仲裁庭是无法独自完成的。从仲裁员的角度来看,我会希望案件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少即是多。不必要的冗长的pleadings(状书),memorials(陈述书)或written submissions(书面陈述)等仲裁文书应尽量避免,因过多的内容只会分散仲裁庭对核心论点的注意力。这也可使案件看起来不那么可信。你记得曾被长篇大论或不着边际的话语说服吗?王:很抱歉打断一下,你提到pleadings, memorials和written submissions -这些和大陆仲裁、诉讼中的“起诉状、答辩状、情况说明、质证意见、代理词”这类文件相似吗?文:在国际仲裁中书面陈述会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Pleadings(“状书”)和Memorials(“陈述书”)是例子。一般情况下,状书是当事人阐述他们的案情的说明。它们一般载有一方提出请求或作出抗辩所依据的具关键性的事实。但若仲裁庭作出指示或双方同意,它们可涵盖当事人所依据的所有文件的细节。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它们应该包含必须争论和仲裁庭必须决定的所有事项,这样当事人才能够在一开始就知道他所须应付的案件是什么。这是程序公正原则的体现,这在现今强调程序效率的环境下有另外的重要性。陈述书通常比状书来得丰富些。他们是当事人对整个案件的细节陈述,其中包含所有证据,如书面证人证词及专家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pleadings和中国大陆的“起诉状、答辩状”很像,而memorials可被形容为“起诉状/答辩状、情况说明、质证意见、代理词”的总和。王:谢谢你的解释。仲裁庭还有什么喜好呢?文:仲裁庭会高兴看到以逻辑筑建的案件。状书/陈述书最好要表达清晰而直接,将争议事项和支持诉由或答辩的重要事实明确指出。仲裁庭会想确定在书面陈述中引用的文章段落的确与证据文件中出现的内容相一致。为了着眼于效率,当事人应当为仲裁庭标明文章段落的出处,而不是让仲裁庭自己从大堆文件中寻找。仲裁庭会欢迎当事人在前期就开始着手尝试就(同意的或不同意的)争议问题的清单达成一致,这样双方可以集中精力在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上讨论。王:举个例子来说,这些问题可以是有关于仲裁庭的管辖权或是合同法的准据法吗?文:可以是一些像你提到的例如管辖权或者准据法这样的独立问题,也可以是一系列的核心问题。若问题涉及专家意见,无论同意或不同意的争议问题都应当预先列出清单,以避免各方聘请的专家相互误解,各答各的问题。王:回到书面陈述,我想这是一个大陆律师可能并不熟悉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可能有不止一轮的书面陈述。关于这个有没有通用的基本规则?你能详细阐述一下吗?文:简单地来说,涉及多轮书面陈述的案件的规则是:(1)第一轮提交的材料应当列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答辩的完整案情,包括事实和法律的主张;(2)后轮提交的材料应当是具回应性的,不应提出新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也不应该重复之前的材料。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仲裁员,看到当事人只在后轮才把新观点推出,而这些新观点本应在第一轮或较早就提出,都会感到懊恼。当事人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对案件中的问题缺乏充足的了解,但对另一方而言,这是不理想的,因他要承受处理“新”问题而引起的拖延和额外的花费。或者,一方这样做根本只是一个故意采取的行为,认为若能先取得对方的故事,一方就可以拿出更好的论点来。无论哪种方式都难使仲裁庭留下好印象。还有,有时候,当事人可能会落入作出重复书面意见的陷阱。这是不必要的。我不认为如此重复可增强一方的论点。王:你认为律师拖延程序并且/或者给另一方设埋伏有时候是一种策略吗?你认为这种策略通常会起效吗?文:一些当事人会因为商业或策略的原因选择拖延程序。我也看到当事人(主要是在中国)可能认为通过保留一些证据只在最后一刻在实体审理过程中才拿出来会对自己更有利。所有这些行为会对当事人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头脑清楚的仲裁庭会在决定仲裁费用(包括律师费)时将任何一方不合理的行为考虑进去;在适当的情况下仲裁庭可实施惩罚。王:我知道,与内地采用的传统方式相比,香港仲裁庭在费用分配上一般采取不同的方法。Catherine,你可以给读者粗略解释一下,如果一方故意在程序进程中引入徒劳无功的绊脚石,这一方在费用上将应当/可能承担怎样的后果?文:除了在最后裁决中作出的仲裁费裁决之外,香港仲裁庭一般有权力根据案件进程的需要作出中期费用命令/裁决。我理解这和中国大陆仲裁有点不同,中国大陆仲裁庭一般只在最后裁决中决定费用,费用的分配一般参照一方在案件中的成功程度。在中国大陆,律师费也可以被裁决进来,但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往往不被允许。回到香港,所以,例如,如果一个实体审理因为一方晚了提出申请提交新证据而导致审理延期,仲裁庭可以命令这一方支付另一方因此引起的额外律师费用以及仲裁庭费用。这是为了确保在费用方面,另一方不会因为仲裁庭给“申请方”允许而有所吃亏。王:内地律师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仲裁中,你有没有经验可以与他们分享?文:当然。证人证词在国际仲裁中很常见,但在中国大陆却较少采用。国际仲裁经验较浅的中国大陆律师一般在掌握到底证人证词应包含什么内容或应就什么焦点问题作出陈述会碰到困难。另一个方面是对证人的盘问或质证。这是中国大陆律师极少采用的技巧。我曾碰过中国大陆律师正正因为在这方面做得不理想,以致最终不能从证人中取得有用的证据。接下来就是专家。在普通法系中专家证人证据的准备及呈现的做法与中国大陆法律体系中的做法非常不同。中国大陆的专家报告往往非常简单、缺乏得出结论思路的充分阐述。这是脆弱的一环,可导致报告容易受到严重的攻击。还有应当避免情绪化或者夸大式的陈述。仲裁员毕竟不是奥斯卡评委。同样地,没有充分理据的伪造或欺诈指控不应草率作出。对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最令人不快的陈述。它们应该仅在有正当理由的支持下才作出。仲裁庭还希望各方会合作,且不会就无望的论点追逐。依附无望的论点可能会削弱一方案件的可信性的效果,应该放弃这些论点。在没有恰当的理由下,对一些不具争议事项提出反对是最无益的。明显的例子是,在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的情况下就提出对方伪造文件的随便指控。当请求的数额是不切实际的天文数字时,类似的可信性问题也会出现。王:我们来谈谈关于合作的话题。哪些是香港好的地方使它作为在中国大陆仲裁以外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仲裁地选择?在国际仲裁环境下内地律师如何与香港律师合作?每一方的强项是什么呢?文:各方都在寻找一个独立的仲裁庭进行仲裁。香港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当中方的合同另一方要求选择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进行仲裁。从技术上说,基于坚实、健全、独立的法律制度的不断支持,香港被认为是主要的仲裁地点之一。在香港仲裁行业的仲裁从业者是实实在在的国际化、并且来自于不同的司法辖区。很多的香港仲裁从业者能操双语,他们有国际仲裁经验,并且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理解。这一点对缩小或消除文化差異、实现成本和时间效率上是很宝贵的。在地理上,香港靠近中国大陆,自然对中方更为方便。还有,香港有许多仲裁机构可以供中方选择,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等众多机构。在涉及中方或者中国法大范围内,香港律师经常与中国大陆律师有所合作,包括人民法院案件、仲裁地在中国的仲裁﹑香港诉讼以及国外仲裁。根据涉及案件的不同性质和复杂性,更接近中国大陆客户的中国大陆律师通常会在很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如从客户那儿收集指示,尤其是早期的指示;帮助中国客户理解国际仲裁的“游戏规则”,就像文件披露规则,这对中国法律体系来说就是一个新奇的概念。香港仲裁从业者对于“游戏规则”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就国际仲裁中可发生的事项为客户提供法律意见供他们考虑,如:案件策略﹑证据的调查和搜集,证据评估以及案件的陈述和庭审准备。当然,在涉及中国法律问题的案件中,中国大陆律师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涉及到中国大陆法院处理的与仲裁相关的管辖权和仲裁执行问题(或在国外法院处理有关中国法的法律问题),我们鸿鹄律师事务所就要和中国大陆律师密切合作——我们讨论策略和方案,而中国大陆律师实际上就作为了当地的“耳目”报告最新发展和对策略提出意见。需要外国法律的证据时,我们会安排去获取。为了确保外国法专家所处理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程序中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会就该等问题和中国大陆律师讨论,务求给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因有语言能力和熟悉国际操作的优势,本会花费在翻译以及理解国际操作上的大量时间都可以节省下来。王: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为女律师读者提的。Catherine,你在仲裁和争端解决行业从业超过十五年了。在世界领先的律所做律师、合伙人,您可以和内地女性律师和顾问分享你的智慧吗?文:这都可算是一个难对付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在仲裁行业中我并没有觉得性别是个问题。可能我是受到我自己信念的影响。我相信相等能力的人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不管他/她的性别是什么或其他。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或潜质,他/她应当寻找并抓住机会去展示它。有时稍微做点“班门弄斧”的事情让别人认识你,当机会来临时别人会想到你。这也是衡量你在什么位置的一个好方法。在我人生和事业中我很幸运有几位良师和榜样,他们启发我、引领我进入各种各样的我未曾想过或探讨过的未知领域;提醒我要为自己定下目标并付诸实行。找几位好导师吧!你不需要他们时常在您左右,他们隅爾说的几个字就足以启发你。最后,怀着热情做你所做的事;成功喜欢和热情相伴。王:.这些都是好想法,我个人从这次采访获益良多。谢谢你,Catherine。

【CLECSS 117】律师怎样记工作小时(Filling Time Sheet)

作者:CLECSS
06月29日 | CLECSS
作者:Simon Mui梅品和,CLECSS创办人,CBLA旅美中国律师协会理事,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管理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纽约/英国/香港律师,多年国际律师事务所经验首先祝周末考司考的朋友们好运!相信大家都看过【CLECSS法律Career #106】《繁忙法律人的时间管理》,知道时间的重要性。对于律师来说,时间的重要性最能从“记工作小时”体现出来。所谓“记工作小时”,就是要把你每小时工作的内容记录下来,方便发账单给客户,在国际律师事务所一般称为“填Time Sheet”。律师填Time Sheet对于刚出来工作的朋友们,常常会觉得填Time Sheet很麻烦。对于一个国际律师事务所来说,一般的基本Billable Hours要求大约1800-2000小时一年,不同律所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当然如果你做IPO的话,尤其是年轻律师,其实很容易填3000小时,每天写Drafting Prospectus或Meeting at Printer 12小时,一个月很容易就超过300小时,一年填3000小时没有难度。至于如果你不是做资本市场,Time Sheet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填。在经济环境好的情况下,当然不是个问题;但是如果在金融风暴期间,填不够小时可能会收到警告,甚至把律师解雇。曾经有一个律师朋友,该美国律所要求每年1800小时,他做了1760小时,最后年底那个标准Bonus(俗称Cravath Bonus,详情可以参考【CLECSS法律Career #87】《律所奖金Bonus的各种事儿》)一分钱也没有。填Time Sheet的艺术现在有很多填Time Sheet的软件,例如Carpe Diem,帮助大家填Time Sheet。以下有几个要注意的事情:(一)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你越是忙碌,越是没有时间填Time Sheet,就以我为例,很多时候会先在自己的笔记簿快速记下,待一天的工作完成后一次过填进去,如果不当天填进去,很多事情就会忘却。为什么我明明做了这么多事情,填不出来呢?(二)心理问题:有很多刚出道的律师,很喜欢自我打折扣。做个Legal Research 6小时,但担心合伙人或客户觉得自己工作效率低,自己打折扣写4小时。其实这个是个心理问题,客观来说,应该做了多少个小时就写多少个小时。打印出来的账单,去了合伙人那里,若是他觉得所用小时太多,他自然会Write-off,不需要你担心。律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实地把工作情况报告出来。(三)那到底我们要填多仔细呢?应该是好像是写一个法律文件的做法,不能太虚,要无需要太Detailed。有些客户可能要求一个较仔细的账单(Breakdown),这个Breakdown很多时候是从Time Sheet做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最重要要让客户知道你具体提供了哪项服务,让客户觉得他值得给这个钱。写得太虚,他不明白你具体替他做了什么事情,写得太仔细,他可能每个事项都会跟你Argue,说这个填得太多等等,要你打折扣。所以一定要在写得太虚和太仔细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填Time Sheet,其实也是总结我们工作上的成果,所以填Time Sheet应该是快乐的。律师填好Time Sheet,合伙人也高兴。所谓“律师好,合伙人好;合伙人好,律师好”。祝各位CLECSS朋友工作顺利,每天下班前快乐地提交Time Sheet!

【CLECSS 83】上市合规律师的那些事儿

作者:CLECSS
07月01日 | CLECSS
作者:Simon Mui 梅品和,CLECSS创办人,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管理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纽约/英国/香港律师,多年国际律师事务所经验谈到合规,可以很广泛,例如上市公司的合规(是否符合证券法规和上市规则),AML(反洗黑钱),FCPA (反贪腐)等。今天我们以上市公司的合规为例,谈谈合规律师的那些事儿。合规律师当然包括外部的在律所的律师,公司本身也有内部负责合规的律师。(一)美国上市合规美国上市,当然也要具体看公司在NYSE纽约交易所,还是NASDAQ上市。但无论你在哪个交易所上市,上市后都要持续合乎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作为一个合规律师,其实80%的工作就是做披露。以一个海外发行人为例,每年三月就会忙着准备20-F(海外发行人的年报)。20-F的要求可以具体看美国证监会 (SecuritiesExchange Commission) 网站下载的表格,表格上面详列要披露的细节。其实这个年报跟一个招股书的披露差不多,主要的风险因素,生意,和MD&A;部分也会提到。如果有误导或遗漏成分,投资者一样可以依据这20-F提出起诉。所以一般公司都会把20-F外判给外面的律所做。随着越来越多美国律所,20-F的律师费也越来越低,听过的主要在8万至20万美金之间。当然,平时也要作6-K公告, 披露公司的重大(Material)事情。所谓Material,取决于投资者会否因该信息买或不买其股票。6-K披露的格式不是太严格,如果公司同时在海外上市,很多时候就用海外的公告翻译过来稍为改动一下就行。其余就是一些公司企业管治CorporateGovernance 等问题。(二)香港上市合规香港上市公司的合规其实差不多,但监管的理念有点不同。首先,市场没有美国的股东诉讼,所以做年报时没有做20-F压力那么大。第二,监管机构(联交所)对关联交易,重大交易的披露比美国更严格,所以在发公告时比美国更繁琐。先谈谈年报,很多公司都会自己准备,最后找外部律师看一下,所以律师费可以压得很低。例如几十万港币。事实上,每年写的东西都差不多,主要抄去年的内容再更新一下就可以。以后年报还需要些一些环境和社会责任等的章节。整体而言,最重要是那些数字不出错。所以最好尽量避免forward-lookingstatements, 或要加上相关的警告字眼。至于公告,香港联交所对重大交易和关联交易很严格,看上市条例的第14和14A章。以重大交易为例,不同的百分比(以资产,代价,盈利,收入等计算)有不同的披露要求。例如,如果相关百分比超过25%,上市规则会视之为MajorTransaction, 需要刊发复杂的公告,通函,股东大会批准等。如果是关联交易,法规要求会更多,如果需要过股东大会,只有独立股东才可以投票。整体而言,合规律师是富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要平衡公司业务团队的需要和法规上的要求。工作时候其实压力也是挺大的,但好处是没有IPO律师工作时间那么长。如果9点钟下班,每天在下班前还有3个多小时留给自己。另外,合规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市场跌序的维持很有帮助,CLECSS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微信群,跟我们多交流!

【CLECSS 75】律师怎样拿到跨境生意?

作者:CLECSS
07月01日 | CLECSS
作者:Simon Mui 梅品和,CLECSS创办人,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管理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纽约/英国/香港律师,多年国际律师事务所经验昨天,下班后赶去香港律师会举办的《粤港法律协作研讨会》。很多粤港两地的律师对开拓两地生意很有兴趣。让我想起今天的题目,怎样开拓跨境生意?我们平日在我们生活的律师圈,跟差不多背景差不多的朋友,可能聊得很开心。但是,同行如敌国,我们要生意互相转介,就要找一些背景不一样的。例如,如果我有个中国的法律业务,我就必须要转给我内地的某一位朋友。那怎样可以多认识跨境朋友呢?(一)多去各地工作交流在早年,当很多香港同行还不太愿意北上工作时,我就反而争取机会去北京,上海工作,总共在内地工作了四年。例如2007年时,我在Baker 北京那半年就认识了很多内地朋友,当年的Baker同事都散落在不同的机构,但大家至今仍保持很好的关系。如果我有生意转介,我会想起他们,同样的,如果他们有任何香港相关的问题,也很容易想起我。这种自然建立的关系,比你去一个法律生意推介会好得多。后来在上海时,因为一直定期举办CLECSS讲座,所以也认识了很多同行。又例如,如果你早年有机会参加每年中国律师去英国学习和工作的交流计划,你也可以认识了不少英国律师。我在香港就亲身认识了好几个参加这个计划的朋友。(二)LLM/JD/商学院同学如果大家去外国读LLM/JD/商学院,其实很多机会认识跨境的朋友。以LLM为例,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联合国”。将来你要找个比利时律师,第一个就会想到你LLM班里的同学。跟外国学生交往,其实很难做到交心的友情,但是大家保持君子之交就可以。商学院也是一个好的生意来源,例如某年某月,某个美国同学要在香港设个基金,也很容易第一个想起你。(三)协会/律师圈每一个律师协会,都会举办些法律交流活动,当然大家见面后一般不会有很深的关系。大家可以参考我早前的《如何让人印象深刻》和《如何Hook关系》等文章。除了律师协会外,现在民间也有很多非正式的律师圈。就以CLECSS粤港微信群为例,你通过群里讨论就会知道很多跨境信息,例如某位香港律师要找个内地律师做房产业务,就会在群里Post 信息。这样跨境生意就互相转介。同样地,CLECSS京沪群(虽然不是跨境),但北京律师想找上海律师,或上海律师想找北京律师,也很方便。总括而言,就是要自己的Exposure很广。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有趣的,所以我很喜欢跟每一个人接触,尤其是跟自己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我更喜欢聆听了解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久而久之,从互相帮助中,就认识了很多内地朋友。因为我是很多内地律师的第一位香港朋友,所以我也很高兴大家在专业转介上也想起了我。愿未来的日子,各位CLECSS朋友大家多利用我们的平台相互交流,在专业上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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