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CLECSS 1341】《为什么澳洲培训出来的法律人才不比英美逊色？》，我们曾经谈及澳洲法律人才。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杨端（Ashurst澳洲办公室合伙人/中国事务主管）接受我们的访谈。杨律师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法学本科，西澳大学法学硕士。他毕业后在澳洲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国发展，先后在离岸律所和英国律所工作。后来，他还是决定回澳洲发展，现职Ashurst澳洲办公室合伙人。今天，杨律师会跟大家分享自己成为国际律所悉尼办公室合伙人之路，希望对有志在澳洲留学或发展事业的朋友们有帮助！

访谈者：Simon Mui 梅品和，CLECSS创办人，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管理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香港大学法学学士及法学专业证书；纽约/英国/香港律师，多年国际律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经验。 受访者：杨端，Ashurst澳洲办公室合伙人/中国事务主管，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法学本科，西澳大学法学硕士。之前先后在其他澳洲所，离岸所及英国所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并购经验。

1。你在澳洲毕业后，在Minter Ellison 的澳洲办公室工作了几年，可以分享一下中国学生在澳洲找工作的经验，及事业初期面对的挑战吗？

找工作的时候我比较欠缺经验，当时先拿到了上海一家红圈所的Offer,也拿到了澳洲非一线所的Offer, 但还是想挑战下自己。虽然知道澳洲顶尖的一线所在其本土办公室还很少招录海外背景的律师，还是决心全力以赴。当时铭德，KWM, Allens都给了我面试的机会，但是Mallesons（当时还未和金杜合并）和Allens考虑的都是海外办公室（北京，上海）派遣方向，我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和保留，所以最后去了铭德。

铭德是澳洲的传统一线大所，悉尼做为铭德实力最强的本土办公室对年轻律师有着良好的的培养机制，我先后在私募，银行及融资，并购三个部门轮岗，跟随的合伙人又有幸都是业界顶尖和非常知名的重量级合伙人。工作的头几年参与了密集的培训，也直接进了若干大型私募，银团融资和并购项目的项目组，所以有比较多的机会“learn on the job”, 作为年轻律师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事业初期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还是文化背景差异。做为当时悉尼办公室唯一的中国背景的律师，同事们多是澳洲顶尖法学院成绩最优异的毕业生。和绝大部分都是一路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同事们共事让我很快认识到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和不同。另外，虽然当时中国业务已经开始蹿升，但是合伙人对我的要求依然很明确 - ‘在工作的头几年里，忘掉你的中国背景，全身心的成为主流业务律师。有了稳固的专业基础，再考虑发挥你的中国法律和文化背景’。这个要求当时让我觉得无法理解，甚至觉得不公平和苛刻，当然现在再回头看，是让我受益终生的意见。一直到现在，尽管我不再是该资深合伙人的下属和同事，我仍是他的‘徒弟’和‘学生’，我们仍然经常碰面，工作中遇到重大的关口和问题，也都会请教他的意见。他会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

第二个挑战就是业务方向的选择。在铭德，所里固然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机会，但是对于经验有限的年轻律师来讲，很难在不同业务线之间做判断取舍。私募，资本市场，银行等业务线我都考虑过，还差点就进了‘环境和规划部’，并购部门作为所内Jewel of the Crown(“皇冠上的明珠”)是内部竞争最激烈的部门，当时说实话没敢考虑。但世事就是有奇妙的地方，分配岗位的最后一刻，我鼓足勇气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毛遂自荐’，而巧的是并购部正在启动一起中国国企在澳洲能源行业的大型并购案，于是就把我顺手征调到了并购部门。结果我成了‘同年’们当中当年唯一一个被选入并购部的。

同年入职的澳洲本地同事们，很多也在铭德其他部门晋升了，也有很多去了世界各地的国际所（伦敦，中东，香港，新加坡等）甚至还有的离开了律师行业，但大部分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2。你后来回国后曾先后在离岸律所Appleby 及英国律所Addleshaw Goddard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后的事业规划思路吗？从中有什么收获和体验？

和当时大部分澳洲所的海外代表处一样，铭德在中国的代表处扮演的角色和职能定位相教于本土办公室而言比较‘边缘化’一点，以BD和项目辅助协调为主，所以从继续锻炼自己丰富经验的角度，我派驻上海代表处一段时间后就决定了离开，之后在Appleby 及Addleshaw Goddard香港分所工作了几年。离岸所最大的意外收获是极为广泛的行业交流的机会，因为离岸所和所有其他国际所和中资所包括直接客户都是合作，支持和配合的关系，所以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和上海，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多也是群里现在中国所和国际所的大Par们。在Addleshaw Goddard香港分所的经历则是教会了我如何在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参与把一个全新的Practice Team / Portfolio白手起家建立起来，平衡有限的业务资源和投入。明白越高的位置，对于综合能力（包括业务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越是有更高的要求和考验。

3。据我所知，你曾经考虑过留在中国发展，你后来为什么最终决定回澳洲？

当时确实有考虑继续留在中国发展，并且也拿到了两家中资所加入他们合伙人序列的offer, 其实很难做决定。但是朋友和师长圈中有好几位是红圈所的分所级的管理合伙人，他们最后给了我比较一致的建议 -- 那就是对于跨境公司并购业务来讲，香港扮演的更多是‘后勤部’和‘参谋部’的角色（即“兵马粮草” -- 资金募集和配置，交易架构搭建，资本市场准备等），而并购律师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要么是在‘司令部’（中国内地，包括北上广深）--即中资企业最高层决策的地方，要么还是在世界各地投资目的国的‘主战场’（对我来说，就是澳洲）。回澳之后感受到的中国投资并购业务在各个行业‘井喷’的状况也证明了这个判断。当然，家庭和子女教育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家里父母辈和孩子们都很喜欢澳洲轻松和亲近自然的慢节奏生活方式。

4。中国人在澳洲做合伙人，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中外企业虽然已经是在高度的融合过程中，但企业文化和商业交易惯例的差异在重大跨境并购中还是会有直接的投射，常常对交易的顺利和成功与否起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合伙人基于对于中国企业制度，决策机制（特别是国企），和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企业家精神（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深层次理解，在跨境并购项目中通常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包括提供企业战略顾问，参与项目管理和负责交易执行的作用。

做为并购交易律师，在大型并购案中，不仅仅是提供法律文本，指出法律问题，很多时候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参与商业判断和决策，即要在法律关口把控交易风险，更要提供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尽力确保交易的顺利和安全完成。为了这个目标通常也需要调动和协调管理大量的各专业口(常见的譬如人力资源法，环境法，保险法，地产法，诉讼法，银行法，税法等部门）的资源。并购组的年轻律师有时甚至需要给其他部门的合伙人指令，个别项目上有时一天之内同时在该项目上工作的跨部门律师会达到七八十人或更大的规模，所以管理协调起来是一个挑战。这方面和本地合伙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和提高的空间。

5。我知道你也很关心年轻法律人的发展。根据你过往十年发展的经验，你对于有志做国际业务的年轻法律人有什么忠告？

做为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简单两句话：有梦想要坚持，有理想要踏实！

有梦想要坚持：比较而言，公司并购和交易业务是高挑战，高强度的业务线，年轻律师一定会碰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来自于客户，交易各方，同僚，同行和上级合伙人），个人发展中也会有不同的关口和瓶颈期需要跨越。但是高竞争和高压环境下，锻炼的机会也更多，成长也会更迅速。不要轻言放弃。短时间内调整到轻松点的业务岗位，也许会觉得放松很多，但失去了宝贵的快速成长的机会（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见，我始终认为优秀的交易律师可以很轻松的转往其他顾问岗位，但反之未必。

有理想要踏实：成为好的并购交易律师，扎实的基本功和不断快速高效学习的能力都很重要。法律业务能力和知识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缺一不可。除了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外，没有任何捷径。